仕态|失控的省会“一把手”
去年 5月22日，随着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被中纪委调查，十八大之后，省会城市“一把手”落马人数已达8人，在中国省会城市中占比26%。
在这些落马的省会“一把手”中，中央候补委员有5名，分别为万庆良、陈川平、王敏、杨卫泽，以及此次被调查的余远辉。
腐败的磁场
这些落马的省会“一把手”，除了高劲松尚未等到进省委常委就落马之外，其余的在落马时都是省委常委。
著名反腐专家李永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坦言，大量的省会“一把手”落马，是权力结构的问题。在二三十年前，李永忠就有一个观点，即沿用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，是极其落后和不科学的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市委书记高挂上级党委常委的衔，让监督的格局发生了变化。他说，如果省会市委书记不担任省委常委，市纪委对其监督，属于厅局级干部监督厅局级干部，作用不大，但还是有一点作用。但其若是省委常委，就成了省部级干部了，不仅市纪委没法监督，省纪委监督起来也很吃力，因为其与省纪委书记是同级。
“我们现在是层层加挂，直辖市加挂政治局委员，副省级城市甚至地级市加挂省委常委，这都造成了潜在危险。”李永忠说，这种因为一时之需的临时之举，最后成了长久之设的做法，是非常危险的，也是省会城市“一把手”严重违法违纪的个中原因。
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这些省城的市委书记，有其明显的空间特性：作为省委常委，与其上级——省委书记的关系较近，使其权力空间很大。“权力大不一定腐败，但腐败空间一定大。”
另外，省会又是一个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有各种稀缺而丰厚的资源，权力寻租的机会很多。另外，中央的很多政策和资源，往往都是先下到省会城市，省与省之间的交流一般也要经过省会。“所以，省会城市的机会会特别多，是一个关系磁场和腐败磁场，”李成言说。
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，谈到了制度弊端下的腐败共性问题。“‘一把手’腐败是中国监督体系的一个软肋和短板。同级党委书记任命同级纪委书记，同级纪委书记监督同级党委书记几乎不可能。还有一些省委书记、市委书记兼职人大主任，又等于把人大的监督职能给废除了，一把手权力过大，过于集中。”
反腐的空间
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？受访专家给出的建议，多是“标本兼治”。汪玉凯认为，应该通过打破原有的生态系统，建立一个体制性的监督性政治结构，重塑中国官场。具体的构想是：在省以下，包括省会城市，可以构建党政一体化的体制架构，但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不要兼任人大主任。“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后，等于把人大这个监督系统的作用大大弱化了。人大主任应由人大选举出的领导人独立担任。但是市县委书记、市县长可以由一个人来担任。”汪玉凯说。
“一把手”的产生，则通过三条线产生：首先，按照党管干部原则，党委要推荐合格的书记候选人；其推荐的四五个人到市县党代会上去发表演说，党代会代表投票选举，得票多的前三位，到市县人大上去竞争市县长。在人大会上，最后谁当选为市县长，谁就是当然的市县委书记。“一把手”有组阁权。“他提名各部门负责人，由人大批准，他要负连带责任。与此同时，将现有的党政机构整合。”
汪玉凯说，通过三条线产生的“一把手”，既体现党管干部原则，也体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。
另外，汪玉凯还提到了纪委的垂直领导，使其不受本级党委书记制约，这样就可以监督“一把手”；人大则主要监督市县长。这样，两条线实际上都在监督“一把手”。
（摘自《领导文萃》2016年5月上）
稿件来源：《中国新闻周刊》